昨晚在Davis Square的榆树街（Elm St.）那家旧书店泡了两个小时，也没能把人类学那几架书翻完。据说这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旧书店，里面关于中国研究的书差不多也有一架。店内到处是椅子，而且十分安静，跟图书馆一样，完全可以从容地阅读。来之前就下决心只买旧书，而事实上旧书也都不便宜，不是可以随意购买的，这就使人非常怀念在北京买书的日子。

在书架上见到一本书《自由之后》（After Freedom），作者是Hortense Powdermaker，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 A Cultural Study in the Deep South，是研究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黑人社会的。从奴隶制中被解放出来的南方黑人，算是获得了自由，但是获得了自由，并不就等于开始了幸福生活。对这个题材我没有什么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这个题目。自由之后，令人遐想。

到美国来的第三天，我就用AOL的服务拨号上网，随后换用了哈佛的拨号接入以及网卡接入，上网问题彻底解决了。但是上网将近一周，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在网上浏览的站点，几乎和在北京时完全一样。接着，得知Google被封了。想起97年在北京刚刚上网的时候，对许多网站很着魔，甚至把CNN设为主页。后来CNN不能访问了，很多其他更有趣的网站也都被“过滤”掉了，网络上逐渐只剩下了庸俗娱乐和过滤之后的新闻。我自己，由于光盘贩子这类中文网络先驱的引导，也沉湎于所谓的虚拟社区，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帖子，并且慢慢习惯了这种网络生活。如同深林的野鸟被捉入鸟笼，时间久了，自然习惯了笼内的生涯。

我现在暂时离开了鸟笼，却遵守着笼内的法则，并且怡然自得。直到听说Google被封，而我的电脑里Google畅通无阻，我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身在笼外。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试着访问很久以前访问过的网站，搜索那些在北京时几乎忘记的姓名和地址。事实上，这些网站一一显现在电脑中的时候，许多久远的记忆也开始鲜活了。

在美国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大树。忍不住要羡慕北美的松鼠和鸟儿，它们有吃不完的各种坚果和浆果，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这些果实开始呈现鲜艳的色彩，风一吹，噼噼叭叭砸在草地上和水泥道路上。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并不是我不认识这些树木，而是，在放弃了努力之后不久，忽然明白，唉，这不就是橡树吗，这不就是桑树吗，这不就是樱桃树吗？！当然还是有很多树不认识，但是那些在国内常见的树，为什么会“相逢不相识”呢？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些树实在有些变化，主要是体型变得异乎寻常地大。国内老桑树几乎各地都有，但是我没有见过象参天白杨那样舒展婆娑的桑树。国内桑树由于采桑的需要而低矮弯曲，身上有无数的纠结，记录着其生命历程中无数次的摧残。而北美的桑树并不是为了采桑而种植的，因此长成了真正的乔木。樱桃树、李树等等，都是这样。有些结有果实的树，只看果实难以辨认，看枝叶，可以认出就是国内的某某果木。在国内作为重要经济林木的某些果树，在这里仅仅是绿化树木，而且其果实也很瘦小，难以视为人类可食用的水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知识贫乏，也还没来得及读书学习，但是我有一些猜想。我猜想，某些树木并非新大陆原生的，而是来自旧大陆。从旧大陆移植到新大陆之后，这些树木发生了变化。其中相当部分原经济林木，逐渐解除了经济功能，从而获得了自由。我们看到的巨大而舒展的桑树，就是自由之后的景观。

以上都是闲扯。

无论如何，关于自由之后，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有人会说，自由离我们还远着呢，奢谈自由之后，是不是有点着急？
而且，还有人说，自由，那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哪里有什么自由之后？

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由之后》。作者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北大学长，当我刚上北大时，在37楼前的沙地上，曾经见过他带孩子散步。那时他研究生刚毕业却得不到工作，临时在哲学系资料室帮忙。对大学新生而言，他是一个传奇。我真正受到他的影响，是在多年以后。（我在《冬之旅之四冻僵》中写道：“那个冬天，我还曾经深深沉迷在那篇《论言论自由》的文章中，对于我来说，世界豁然显现了它的另一片风景。”）这篇《自由之后》，我前两年一定读过，因为这个开头我觉得非常熟悉：

“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困惑于荒谬的发生，也意味着困惑于对自我历史的无法索解，正如他所说：“在中国，极权统治尚未结束。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思想改造运动的否定，不等于思想自由原则的确立。不过，单单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否定，便足以引起人们的事后惊讶。连我们这批当事者都常常纳闷：思想改造既是如此的荒唐和有害，怎么当初我们还会那样热情而认真地响应和投入？”

《自由之后》这篇文章，就是探讨极权垮台以后我们必将面对的许多困境。文章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极权消失后，政治与文化的失序，是否会使“柔性的专制”、“多数的暴政”，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成为事实，从而把社会导向新的极权？“毕竟，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为了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去获得真理，择善而从。言论自由给了我们坚持己见的权利；但是如果缺少了对真理的严肃承诺，我们就很容易在自由的名义下变得固步自封，变得不进油盐，变得使气任性。这样一来，讨论将不成其为讨论而成了各说各话，它不但不会帮助人们接近共同的真理，反而会促进人们彼此的分离和对立；于是，自由也就失去了它宝贵的内涵。”

二、在民主与自由的保障里，怎样面对“大众”与精英冲突？“照理说，曲高和寡，自古已然；因此那并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那些缺少高尚品味和追求的人，不仅沉湎于低俗的大众文化之中而难以自拔，而且还反过来对高尚的文化投以轻蔑。这就是所谓‘群众的反叛’。在健全的社会里，这种群众同样也只欣赏低俗的文化；不过他们承认那种文化是低俗的，他们对高尚文化怀抱敬意，虽然是敬而远之而不是敬而近之。‘群众的反叛’却意味着他们显出桀傲不驯之色，对高尚者不再尊敬，竟而要反客为主。我们可以把大众文化定义为令大众安于为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令平庸者自甘平庸的文化。这应是大众文化的最大弊病。”因此，对大众的教育和引导乃是自由社会健康存在的条件之一。“如果我们决心坚持自由，我们就必须面对自由之后的种种问题，努力减少自由引出的危害。一方面，自由不等于放纵；另一方面，自由又排斥强制。我们要防止放纵与强制这两种极端。”以教育为例。“我们知道，教育总是意味着对人心的一种引导。也就是说，它是让受教育者接受、掌握或相信某种人文价值。那么，它和共产党的洗脑即思想改造又有什么区别呢？当年共产党不是也把思想改造称为思想教育么？这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危险：或者，我们把教育变成了洗脑；或者，我们在放弃洗脑的同时也放弃了教育。……思想改造与教育的区别在于，思想改造是用单方面的灌输代替教育的三向交流。它禁止人们对被灌输的观念提出疑问，它要求人们盲从而不要求人们理解。它不只是要求人们无疑义地接受教育者一方提出的那套观念，而且还要求人们必须接受对这套观念的唯一的一种解释或理解；它禁止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把握那套观念。与此同时，思想改造还限制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观念和对立的观念，禁止人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否定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放任自流。这是在实现了自由之后人们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据说在某些步入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不少人竟然对学校中是否应该教给学生一套人文价值观念都表示怀疑，生怕那又成了共产党式的洗脑。……放任自流的教育看上去很自由，很尊重学生方面的主动性，但是，由于它同样是取消了教育过程中的内在张力——这一次是取消了老师方面的力量和被教授的观念方面的力量，到头来也就是取消了教育本身。放任自流的教育只能造就大批随波逐流的贫困心灵。”作者引述哈维尔的话，说：“哈维尔讲得好，要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不能只靠宪法、法律和命令，而且还要靠复杂的、长期的、无止境的教育和自我教育’。”

第三，除了制度问题，还有人的问题。“言论自由只给人们追求真理、讲出真理提供了保障，它并不能担保所有人都去追求真理、接受真理；相反，它倒容许别人不追求真理、不接受真理。自由的获得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可是人们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不要一切标准的指引或约束，理直气壮地自我放纵。这就是自由的全部问题之所在。……一班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制度的问题；殊不知许多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我当然不是说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不再需要改进。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优点正在于它为制度的不断改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为自身的改进设置了一个界限，那就是任何改进须以不侵害基本的个人自由为限。无怪乎这种制度总是不能被那班激进的思想家所接受了，因为在他们形形色色的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中，或明或暗地都包含了剥夺他人自由的内容。他们不以防止人作恶为满足，他们还希求人人行善，对于充满弱点的人类来说，那就非采用强制不可，那就非剥夺他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不可。所谓‘那些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往往造成了地狱’，其原因便在于此。”

第四，自由之后，会出现道德失序、人心混乱的现象，特别是在由极权专制向自由民主的转型期间，这种现象还可能表现得相当触目，那是否意味着专制反而具有存在的理由呢？如果我们要坚持自由，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在极权统治衰败或瓦解时，社会上通常会出现所谓道德沦丧的现象。其实，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沦丧’是不准确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主体的自由。只有在一个人既可以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又可以做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的前提下，如果他选择了合乎道德的行为，他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道德意义。极权专制禁止人们的自由选择，禁止人们做出不符合它规定的道德标准的行为，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道德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出于道德心，而只是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才做出了某种具有道德外貌的行为，那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有句俏皮话说：‘当儿童发现他有权做错事(have right to do wrong)时，他就成熟了。’由此可见，只有当社会摆脱专制进入自由状态后，人们的行为才有道德可言。如此说来，在由极权专制向自由民主的转型期间出现的种种道德混乱现象，与其说是道德的沦丧，不如说是道德的开端和道德的重建。”“让人们享有自由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剥夺人们的自由则更危险，因为那意味着赋予极少数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照例会绝对的腐败。再说，剥夺自由的理由是担心人们不成熟，可是，剥夺自由的结果却是使得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成熟。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所以，在组织社会时，自由主义者在这两者之间宁肯冒前一种风险而不冒后一种风险。尽管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永远具有其弱点，但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人民，而不是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无条件地交付给个别的‘伟人’或‘天才’。什么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就是社会甘冒某种长期混乱的危险，使其人民在心智和责任感方面成熟的方式。”

第五，自由之后，对真理的认识成为悬疑，“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危险：一种危险是夸大真理的绝对性，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进行强制，否定自由；另一种危险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作者的回答是：“第一，我们承认有真理，但真理不是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唯有通过理性的自由运用，我们才能发现真理。这就是说，自由是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按照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任何有关真理的全称命题，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换句话，尽管存在着普遍的真理，但是我们谁也无法证明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的认识永远需要接受批判和检验，因此我们永远需要自由。”“第二，我们知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中尤其重要，这也是因为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真理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不大一样。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是非个人性的。例如落体定律，我们可以找出一种公认的测度验证手段，其结果决不会因人而异。然而，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不同的个人有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因而也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换言之，人们的政治观点常常免不了有个人性。但是，那又和纯粹的口味或趣味问题不同，政治观点又不只是个人性的。它同时也有公共性，因为它不只涉及到个人，而且还涉及到每一个人在其中分享共有的共同世界。一事当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既不能说只有公的理才是理，婆的理不是理；又不能说公婆各有各的理，因此没有一个共同的理。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正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尊重、理解和综合。我们说某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实就是说他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不完整，思虑不周详，对别人的立场、观点缺乏理解。我们称赞某种观点正确，无非是说这种观点较为全面，周到，在理解和综合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如此等等。简言之，政治真理不是建立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排斥上，而是建立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理解和统摄上。不言而喻，这样的真理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和对话才能获得，并且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由表达与对话才能丰富和充实。”作者总结道：“极权主义肯定真理，但它以真理的名义否定了观点的多样性，从而也就否定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相对主义肯定观点的多样性，但它以观点的多样性否定了真理，到头来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失去了意义；因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于自由的表达，更在于自由的讨论，以及通过讨论去追求真理。在实现了自由之后，我们既需要防止极权主义的卷土重来，又需要防止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泛滥成灾。应该说，这后一方面的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重获自由的社会。”

第六，面对混乱要有执着进取的精神。“由于人性的不完美，一个自由的社会免不了会有某种混乱；尤其是在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型阶段……新的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自律之上的，是建立在社会成员自愿承担责任之上的，这样的秩序必需经由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培养出来。无论如何，那总比极权专制的状态好得多。更何况，这种混乱首先是旧的价值体系崩溃的结果，而不是自由的结果。……在自由社会中，任随我们如何努力地倡导正确的观念，批评错误的观念，我们也不可能使错误观念消声匿迹——那只有靠强制才做得到。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为真理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看起来是一场无休止也无结果的西息弗斯式的努力，因此，不少人就以为那是徒劳无功，因而心灰意懒，自动弃权，只求洁身自好，不再坚持社会关怀。殊不知唯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才能使人类珍贵的价值不致坠落并力图使之占据上风。出于对人性不完美的体认，我们不能奢望人人都成为君子，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君子的标准，不断地呼吁、劝导和勉励大家——首先包括我们自己——向这样的标准看齐。虽然人的理性也是不完美的，我们谁也不能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但这决不等于说世上根本没有真理这种东西，这也决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有任何坚定的信念。开放的心灵与执着的追求不是彼此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作者最后说：“记不得是谁讲的了：‘所谓进步，其实只是把一些麻烦事换成另一些麻烦事。’不错，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社会有许多麻烦；有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社会又会出现另外的许多麻烦。但是，这两种麻烦到底不是半斤八两。撇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其它优越性不说，单单是它保护了人们从此不再为说话写文章而坐牢杀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障了人的尊严，保障了理性的自由运用，保障了精神世界的无比丰富性。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既是自由，它给了好观念的自由，也给了不好的观念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并不能担保真理和道义必然获胜，尤其不能担保它们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但是，唯有凭借这种自由，我们才有了为之努力的良好条件。事实上，真理与道义的胜利本身就只存在于不断的追求过程之中。制度好比舞台，戏还要靠人来唱。一种既无休止又无最终结果的追求又有什么不好呢？它与其说证明了人生的荒诞，难道不更证明了人生的意义？就这点而言，我倒不相信自由社会中的生活会是一件沉闷乏味的事情。”